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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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車〉導讀

一. 導讀

1.    概論:〈牛車〉一文從楊添丁與阿梅夫婦日復一日的爭吵開始，帶出他們為生計所苦，卻無能為力改變的命運。在過去，牛車的生意曾是一門十分賺錢的生意，但是，當現代化的改革出現在台灣，以牛車賴以為生的楊添丁也感受到「一天一天地被推下了貧窮底坑裏」p.123，而楊添丁與阿梅為此所做的掙扎和努力，在最終依然走向失敗一途。

2.    人際的疏離

在極度貧窮的環境中，除了造成本該互相扶持的家庭破裂，就連共同承擔貧窮命運的底層人民都只能獨自掙扎，楊添丁和阿梅透過互相怨懟來緩解對於生活不幸的疑問，在文中一段描寫米店的場景中，米店老闆、農民和身為牛車伕的楊添丁同樣受到「日本東西」的影響(現代化的波及)而導致生活慘淡，卻也因貧困而無暇顧及他人，只能匆匆的繼續為了生存而努力。

3.    無用的努力

從一開始楊添丁不斷重複的獨白，不解為何自己的努力為何沒有得到回報，或是之後楊添丁每日更為努力的趕著牛車四處奔走找尋生意，而阿梅走上了賣淫一途，他們相信種田是一個翻身的機會，但這樣的努力最後因日本警察的懲罰中止，文中所揭示的社會底層人民的努力，在最後仍敵不過殖民者的壓迫

4.    生產工具的轉變

作為交通工具或是生產工具的牛車乃是本文的核心，在日本的殖民下，現代化的道路和汽車進入台灣帶來衝擊，牛車遭到淘汰，正如楊添丁及其他原先自給自足的農民，傳統的生產方式無法繼續因應環境而慘遭衰亡，而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機器取代了楊添丁等人辛勤工作的勞動，也使得人們為了錢而汲汲營營，如保正談到錢便換了臉色，或是為了錢而放棄尊嚴，如阿梅賣身後抓住錢時得救的輕快。

二. 評論

      〈牛車〉一文所揭示的社會境況，除了傳統生產方式的沒落所導致台灣底層社會的困苦，同時，金錢關係亦然取代了原有的社會關係。

         近年來愈發被推進了不景氣底深坑，那是因為被混蛋汽車所壓迫，無論是怎樣沒有知識的他們也是知道的。他媽的，混蛋機器，是我們底強敵。p.134

生產工具的進步透過日本引進做為殖民地的台灣，威脅了如文中楊添丁等台灣人賴以為生的勞動，社會在此面對轉型的衝突，便是呂赫若所書寫的台灣景象，而在這種轉變下，對於錢的追求成了新的信仰，無論是活下去還是活的「幸福」都離不開對於錢的追求，這也使得原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破裂，成了以錢衡量的計算。

在最終，筆者所想詢問的是，為何同處貧窮環境的人們無法團結，在〈送報伕〉一文中與主角一起革命的勞工、擁有高尚情操的楊君母親，這種團結和意識在〈牛車〉中幾近無存，楊添丁及另一位牛車伕砸毀路碑的反抗稍縱即逝，即使結局楊添丁或是消極、或是象徵反抗的偷竊入獄，都歸於個人的行動，社會的集體意識似乎無法作用、無法產生行動，只是活在共有的不幸氛圍當中。

參考資料

施淑編，2014，《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新世紀經典閱讀版)》。台北:麥田出版社。

《人鼠之間》導讀

【導讀】

人鼠之間的故事相對簡單，然而作為一個簡短的故事，人鼠之間卻涵蓋了許多議題討論在其中。本篇導讀主要聚焦於「孤獨」、「夢想」兩個部份來談論這部短篇小說。

〔孤獨〕漂流的異鄉人

在故事之中，作者藉由角色不斷的傳達農工這群流浪者之間的不信任與孤獨。在那個年代，所有人都是獨來獨往的，如喬治與林尼這般結伴十分少見。我們可以從史林木與喬治的對話中略見一二：「人們不常一同遊行。我不知道為什麼，或許在這鬼世界裡各個人都是互相害怕的吧。」或是「很少有人共同遊行。我不曾見過兩人一同遊行。你知道這些工人是怎麼樣的：他們來了，占了一張床、做一個月，然後就辭退，獨自走了。似乎誰也不關心誰。」或是古里的妻子：「你們全都互相害怕，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們各自都害怕別人會在你們身上找出甚麼差錯。」等等語句我們可以感受到在農工們不斷在農場與農場之中轉移的過程中，他們就像是無根的浮萍一樣到處漂泊。不斷的飄泊中卻無一處落腳之地，無人能夠相伴、扶持，彼此之間互相的不信任，我認為這個孤獨感是充斥在這篇小說中所有的農工之中的。

脫離書本，我想到的是羅大佑在鹿港小鎮中「台北不是我的家」這一句地歌詞，這種「北漂」遠離自己的家鄉出外工作的孤獨感並不是存在於書中所描繪的那個環境之下。做為一個在北部長大、就學的我而言是很難想像那種身處異地漂泊的孤寂感，比較能想像到的是在台灣工作的外籍移工的這種離鄉背井的孤獨。抑或是現在五六十歲的那一帶長輩，面對自己的家鄉究竟是中國還是台灣茫然。

〔夢想〕享受小確幸，是不是一種悲哀？

故事之中大家的夢想都十分清晰：便是擁有自己的一塊地。但延續上一段的討論，我更覺得這個夢想更深處的含意便是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塊自己的土地能夠落地生根，不再做一個無依無靠的浮萍。這邊談論的主要並不是喬治與林尼共同編織的夢想，而是其他大多數的農工們。「我看過一些人幾乎都發瘋的想著一塊地，而買地的錢都花在妓院或賭場去了。」、「你們這種人我見的太多了。倘若你們得了幾塊錢，你們就要買兩杯酒喝，連杯底都舐乾淨。」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大多數的農工既使心懷買地夢想，但是卻是用有一天沒一天的活法來度日。這種的活法很明顯是絕對存不夠前來購置土地的，然而他們究竟是為什麼會這樣子過活？我認為這種活法是對於未來的絕望與不確定而產生的，面對經濟大蕭條的狀況、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讓他們採取了「享受當下」的生活方式。

在我國中時，「小確幸」一詞開始變成大家常見的語彙。許多人認為當大家開始追求如小確幸一般，追求「微小但確實的幸福」時其實不僅反映了普遍低薪的社會環境更呈現了大家對於未來的迷茫心理狀況。在這邊要拋出個問題讓大家討論：現實生活中大家開始追求小確幸到底是我們開始重視自己的生活周遭的小幸運還是只能關注小幸運的大悲哀？

【心得】

「預測未來沒多大用處
最妙的策劃，不管人和鼠
常常都會落空
留下的不是預期的樂趣
而是愁悶苦痛」 ——節錄至《致老鼠》

讀完後我一直很好奇書名「人鼠之間」的取名，因為書中的內容跟老鼠本身不大相關。如果要以內容取名，人「兔」之間似乎比較合適些。但其實人鼠之間一詞是採自詩人羅伯特的《致老鼠》，書中裡面的人物就如同詩歌中的老鼠與人般免不了被無情的命運打亂安排。整首詩與故事做了很好的呼應，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查閱，就不在此放了。

回過頭來談心得。對於未來的迷茫、對於工作夥伴的不信任等負面因素構築了這篇故事的社會背景，對我而言這樣的社會駭人的。每個人對於他人基本上是無所感甚至是緊戒提防的狀態，大家對於漂泊的狀態習以為常時，這樣的社會我認為是可悲的。當你無法找到一個歸宿，無法停留在一塊土地上與其產生連結的時候，就真的成為了失根的浮萍。導讀中我們談論到的孤獨感，便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的產物。但其實不論是外籍移工還是大家在討論的「北漂青年」，大家都還是有一個根、有自己的家鄉的。而像現在五年級生（大約現在４、５０幾歲的人）而言，雖然政府給他們的教育教導他們是中國人，但現實中卻是在台灣長大的那群人。我認為這種身分認同的迷茫與不知所措（這個詞彙比較不精確，目前還沒有想到更貼切的詞）加深了他們的孤獨感。

《送報伕》導讀

導讀：

               

楊逵身為一個理想的寫實主義者，小說點出了命運的無常和弱勢者的卑微無奈。講述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一個去東京留學的台灣青年，好不容易謀得送報伕的工作，卻遭到派報所老闆的剝削，索性有一群在日本青年的幫助下，脫離困境；另一個故事則發生於台灣，主角的故鄉倚賴生存的田地被日本財閥侵奪，廉價收購土地，進而被迫成為製糖廠的勞工，導致父親憂急病苦而死，不久母親也自殺身亡的悲劇。

評論：

  

我想送報伕的關鍵詞是勞工，楊逵道出了勞動者以及社會底層受到業者和資本家的剝削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主角本身看似擁有比許多台灣人有更多的機會，但實際上在日本當地也存在著勞工受到各種歧視和不平等的對待:「有的用乾手巾擦著臉，也有用手指在刷牙齒的」、「同事們會偽寫幾張單子報上去，以度過難關。如此偽造烏有讀者的報費，自然是非自己荷包不可的。」除了提供居住生活環境的髒亂不堪，以及老闆要求的不合理業績還有當初的保證金來控制壓榨這群送報伕。有些壓迫者為了工作業績偽造了讀報者，甚至會把收入的一半替烏有讀報者付錢，當然老闆是沒有理由反對這種烏有讀報者的。比較不同的是，楊逵也寫出並非所有的日本人都像當時台灣人所想像一樣刻薄，主角在當地也遇到了友善的日本人，他們同樣看不慣日本對台灣殖民的殘忍。這點我覺得比較特別也讓我思考了一下。畢竟楊逵身在那個被日本殖民時期的年代，對於台日的孽緣一定有相當程度的憤慨，但是在對於當地日本人的闡述卻並沒有把他們寫的很可惡。反倒真實呈現日本青年田中與佐滕互相照應下，一同對抗送報所老闆的欺壓，最終勞動條件獲得改善。可見壓迫者是不分種族、年紀、國籍，而是資本主義下所產生的階級不平等。

送報伕最後的結局，並不是都這麼充滿希望。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農民失去土地，成為製糖廠勞工生活困頓。「這寶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表面雖然裝得富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濃迸流」。

〈夜霧〉導讀

一、導讀
（一）概述
    全篇以故事主人翁李清皓最尊敬的長官丁士魁與周遭人物的應對及喪事的處理，帶出了李清皓過去生活的軸線及其個人特質的描繪，接著以其生前留下的十篇劄記，闡述李如何在體制的轉變下身心遭受磨難，而終至發瘋的歷程，最後在丁士魁被「收編」的戲劇性轉折下作結。以下我們將分別從篇中癲語的運用、夜霧一篇所呈現的身份焦慮以及作者透過該時代背景所欲傳達的啟示進行探討。
（二）癲語—對現實的真切告白
    陳映真曾提及其寫瘋子的啟發乃來自於魯迅，在此篇中其同樣使用了此手法，李清皓作為當時代基層特務的典型人物，在通篇一開始丁士魁即曾言其為天生正直的人，且原不適合幹這一行，預見了李終將無法承受作為特務的沈重枷鎖，在黨國體制變化產生的巨大動力之下，留下的是對自身不停的質疑、悒鬱、懼怕，而這些情緒竟也從有來由的意義與具體內容中逐漸被掏空，成為外人眼中無來由疑神疑鬼的精神障礙。
    瘋人視角使作為黨國爪牙的內心世界得以被坦然地呈現在讀者眼前，由於李清皓在遭受心理障礙的糾纏時，其思維更為片面且誇飾化，尤其當從對訴求民主改革的分子、對本省人、對周遭不熟識的人、對黨內同志再到對最親愛的家人的質疑，隱含著李清皓逃離現實劇變壓力的容身之所逐漸縮小。當來到與自身不相容的異鄉（「像我們外省人，死了一個就少一個了」，描繪了外省人出身的李清皓缺乏社會支持的處境），國民黨隨著一代人物的逝世而大權旁落，家庭作為情感支持的最後一道防線亦不存在了，如此李清皓只能發瘋尋求解脫，將周遭的人都樹立為敵人以尋求高度緊惕帶來的安全感。
（三）焦慮—對身份認同的迷失
    由於李清皓的性格使然，作為一個調查局特務，其心理素質使其無法承受當面臨錯誤的決斷造成的冤枉、家破人亡，在此過程中其唯一的和解出口是訴諸於「上面的指示」，當領袖、國家、主義不再有效，不能作為堅實的擋箭牌來承擔個人的罪孽之時，李陷入了對自身認同懷疑的焦慮，包含在本省人佔多數的台灣被「憎恨、拒絕、孤立而無從自保」的處境，最初伴侶對自身職業的不認同，卻苦於仍未有人出現「接頭」，將其從孤立無援的深淵中解救出來。身為基層的執行人員的宿命便是：「『壞人』、『國民黨特務』的帽子讓我戴一輩子，上頭卻去充『開明』、『民主』的好人」。
（四）納粹或猶太人—加害者與受害人的身份置換
    人無可避免地需存活於體制之中，其一生的枯榮興衰很大程度的亦被其在體制之中的位置所支配，文末丁士魁在政權的更迭下被授與職位生動地描繪著做為一個威權時代的結束，同時過去深受李清皓敬重的長官如今亦換邊站了，不僅是對過去一心想報效國家的初衷的打擊、亦是一次對於這些沾滿血腥的特務的嘲諷。於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問的是，當初對於社會的傷害造成了，這些始作俑者到哪去了？現在的社會仍然關心這些受害者嗎？從威權到自由民主的進程看似如此平穩、快速且合理，背後的代價卻是因缺乏反省，而對同樣置身在只有一套答案的處境而不自知。書中張明對李清皓的沈重吶喊，「被報之以深淵似的沈默、冰冷的漠然、難堪的竊笑，報之以如常的嫁娶宴樂，報之以嗜慾和麻木」，是一過去已然被遺忘的深刻寫照。


二、評論
    瘋狂之人與理智之人不同在於前者往往能道出常人所不能言的深理與批判，這類批判往往是不顧情面、直截了當而露骨，卻往往道出了事物最核心的本質。相較之下，正常人往往由社會規範作為其言行的判準，在提出意見之時，即不斷檢視這樣的主張是否為社會主流所容、與現今的社會價值是否相符，對自身的言論審查往往使服膺於體制內的言行無法促進更為深刻的改革，此不僅是書中欲透過李清皓的自白所期望給予我們對於當時歷史背景的反思，亦是我們生活於當代所需具備的能力。
    我們之所以深信現在的價值，或如李清皓當初之所以願意進入調查局擔任特務，是出於對現況的憂慮而想要透過行動來改變，或僅是選擇和歷史站在同一邊以掌握時勢之利？「他們果而是猶太人，而我們竟是納粹的嗎」再到「到底誰是猶太人，誰又是納粹」除了是李清皓映照其正直對自身作為正當性的反思，也闡明了隨著時過境遷，加害的一方與受戕害的一方並非全然固定，這樣縈繞在李心中許久的疑惑又何嘗不是對落於歷史對立面的不安？當年的陰謀份子成為嚴密注視著這些歷史代罪羔羊的利眼，曾一起共事的「同志」們亦紛紛倒戈，卻又是呈現的如此自然，「他的心臟不由得欣快地跳動起來」丁士魁面對新職務產生的喜悅之情，成為了李清皓晚年境遇的強烈對比。
    最後是關於本篇描寫關於台灣邁向民主化所留下的空白，「夜霧」的篇名選擇，是李清皓晚年對周遭不信任的寫照，我認為也呼應了群眾「深淵似的沈默與冰冷的漠然」，在1980年代前後台灣激起的一系列社會運動，在資本國際化、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大旗下被逐漸收編，冷戰結構下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反共衍伸至現今普遍的反中，維護主權、保障民主作為一種防護網也同樣阻礙了對現今民主體制的批判性思維，更重要的是，如何站在當前社會主流下仍能辨析出過往即曾存在的問題並進行反省、質疑，才不致重道覆轍，民主體制也才對我們有意義，以期夜霧終能消散。

〈歸鄉〉導讀

導讀：

〈歸鄉〉以一個突然出現在平凡小鎮的公園的老人開始，老人吸引了公園裡打太極的人們注意。在張清、郝先生、老朱的帶頭親近下，得知老人名叫楊斌，又在而後的聊天發現楊斌是國民黨的老兵。
同為國民黨老兵的老朱事後與楊斌攀談分享當年六十二軍和七十師的故事，細說中國青年是如何被挾持去從軍，台灣青年又是如何因為貧窮、希望學習國語在接收後能有出路等原因被宣傳騙進軍隊送往大陸。
中間透過楊斌之口訴說一位名為蘇世坤的台灣青年從軍的故事，宜蘭出身的蘇世坤為了家裡生計選擇自願從軍，沒想到一去便被迫離開故土，送往大陸打共軍。好不容易在惡劣的環境和烽火下生存下來，卻在中共掌權後依然回不了台灣。
第三章藉由楊斌之侄讓讀者知道原來蘇世坤就是楊斌，經過近半世紀回到「故鄉」，卻不被認為是「台灣人」，甚至因為親人覬覦財產差點拿不到身分證明。而最後雖有辦法回到台灣定居，但在大陸建立起來的家庭卻帶不過來，將身份認同實質化成如何選擇未來去留的問題。

〈歸鄉〉探討了認同的問題，將本外省的模糊地帶提上檯面討論。
如何界定身份？台灣和大陸哪邊是家？是血緣還是地緣，是口音還是經歷？透過楊斌這個角色讓讀者思考我們不曾懷疑的界定方式是否存在矛盾和漏洞，是否忽略了大環境下的因素影響，把本省、外省過於單一的簡單化。更或者區分本省外省真的重要嗎？認同是否只是個人主觀的自我選擇而非客觀的必要分類。
〈歸鄉〉中用大篇幅敘述的戰爭內容正好為本篇「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共同經歷，又這個「台灣人」可以算是「台灣人」嗎？在時代下因為黨國之爭被「捲入」戰爭的人民成為受害者，逆向關懷和質問身份認同的合理性。




評論：

與一些對〈歸鄉〉的評論不同，單看本篇作品，並沒有讓我感受到統一、回歸與否的問題，反倒是那些「評論」本身才有這種感覺。若抽離作者本身立場（此處不討論探討作品是否能完全脫離作者本身），本篇更像是反戰文學。

開頭一章營造出的日常感在看完後回頭細想便更易發現一些原本不明顯的小細節。張清所代表的即是新一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且並沒有經過戰爭和撤退的時期，認為「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就應該「愛台灣」，在其觀念裡並沒有認同的問題（同樣的還有故事中間出現的台灣年輕商人，「瞪著眼看他，像是發現了一塊珍奇的化石」，對他們來說楊斌這種身分複雜的觀念是不曾想像、無法理解的，存在於生活之外好像只是一個傳說）。郝先生則是撤退來台的外省人，老朱亦是外省人。但這群人同在一個社團裡，雖然氣氛偶爾尷尬，但並沒有到劍拔弩張的程度，甚至張清雖然心裡認為「這都是國民黨中國人統治的惡果」卻因為郝家和老朱都是熟識的外省朋友而並沒有出聲，顯示在人民實際生活中，省籍並不是最主要的標準，本外省人間依然可以成為互相友善的朋友。

楊斌被問起祖籍是哪裡時回答宜蘭，但並沒有人相信他。或以語言能力認定，或以口音認定，楊斌都沒有達到「台灣人」的標準，但若以血緣及幼時成長來看，他的確是台灣人。四不像的口音代表了他長年漂泊，忘記的台灣話和日本話亦無法「證明」他的來路，使他裡外得不到認可。甚至連楊斌多次在脫口而出一九……後改用民國紀年，連他自己都無法確定自己的認同。文章最後楊斌對「家」定義和未來應如何生活的糾結，即是認同問題的實體展現，同時再度詢問到底應該以什麼標準思考，是地緣還是血緣？

張清所代表的新一代也有許多有趣的地方，心中下意識的認為台灣所擁有的慘狀都是「國民黨中國人」造成的，這種沒有推論的直接反應將是非單純地兩面化，不認為是時代大環境的因素而直接歸咎於「黨派」，塑造新認同的同時是否一定要建立明確的共同敵人？這種塑造是真實有理的還是只是服務於新認同？楊斌的二弟亦用「共產黨」打擊楊斌的地位。
且不只是開頭的「本外省也可以做朋友」，作者在作品中也描寫台灣和中國兩地人的優劣。在戰後滯中的台灣人並沒有都被中國人欺負，他們成家立業，有工作有朋友，相反地台灣人雖然在戰時互相照應，但在文革期間卻互相舉發，更有在台灣企圖併吞財產的二伯一家。誰是「壞人」不是用籍別分類，張清這種以「國籍」直接劃分的方式存在著許多主觀情感，且與事實無法相合。
且張家和郝家一為本省代表一為外省代表都不知道有台灣人國民黨兵，恰恰意味著我們了解的並不一定就是事件的全貌，不論是哪一方都不見得比較接近真實。「國民黨台灣兵」更是最模糊的代表人群（即楊斌），若照二分法分類，他們應該被分為哪邊？在本文最後楊斌和自己和解，得出的結論是「台灣和大陸兩頭都是老家」，無論別人如何評價都無法定義一個人，認同問題最終是回到個人自身。

會認為這是一篇反戰文學，是例如老朱懺悔的隱瞞實情拆散別人父子、教楊斌打拳的趙營長，無論中、台、本、外都一樣心疼被強行帶去打仗的台灣兵。更如老朱掛在嘴邊的「亡國滅種」實際上指的是戰爭一事。包括老朱本人，都是被槍桿子押去當兵的，雖然說在台灣時有許多台灣兵是自己「歡欣鼓舞」的自願參軍，但何嘗不是被一些不會實現的條件所騙，最後甚至被強押至大陸打共軍，上級的素質慌亂不專業、朝令夕改，將這些士兵視如草芥的調控，都是〈歸鄉〉的描寫重點。戰爭無論對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都是一樣的不善，在楊斌和老朱的對話中可以看見，在戰爭面前，所有人面臨的都是一樣的困境和難題，重點已不在省籍，而是戰爭。

〈鈴璫花〉導讀

導讀：

　　〈鈴璫花〉一文為主角莊源助以第一人稱視角回憶兒時（1950年）在鶯鎮與朋友曾益順逃學的故事，並且藉由兩人在山中發生的種種見聞，聯想到彼此自身的經歷以及大人間口耳相傳的傳聞。孩子們與大自然的生命力和恐怖的鄉野傳說形成強烈的對比。其中以他們的老師高東茂被當作政治犯肅清的遭遇貫穿全文，一個關心放牛班教育的老師，竟成了山洞旁汙穢破爛的老人，並且在被男孩們發現後就逃亡而被捕獲。無法幫助老師成了兩個男孩就此分別的原因，老師倉皇而憂傷的眼神更成了阿助永遠無法忘記的一幕，凸顯大時代下，血腥肅清對當時孩子造成的創傷。

　　陳映真於1983年發表〈鈴璫花〉於《文季》一期，歸因於美麗島事件後，政府對文學上的寬容才得以發表。而小說內容根據陳映真於〈思想的貧困〉中的訪談可知，作者寫作此篇是以自身幼年時期的經歷為基礎，加上1969年入獄，與五零年代肅清倖存下來的無期徒刑政治犯們相遇所寫成。除了是對自己的人生與台灣這片土地的連結做重新的檢視，更是對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左翼知識份子的關懷。

評論：

　　陳映真曾言：「歷史是活的，無法扼殺，也無法湮滅。」白色恐怖對台灣造成的傷痛至今依然存在，卻鮮少被提起，即使歷史課本曾出現，由於僅僅只是事件始末的描述，我們沒辦法真正瞭解我們所處的這片土地到底發生過什麼事、無法真正體會當時人們所處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令人擔驚受怕的年代。而文學，正彌補了這樣的缺陷，使我們與歷史的距離感縮短了。

　　〈鈴璫花〉以孩童視角詮釋歷史，讓讀者能以一步步貼近歷史。前面以山間趣聞為主，不時串插幾個死亡事件，讀者這時尚未能分辨這些事件之真假，而孩童口中的「你騙人」更是代表著政治是禁忌、人們就算不願相信也只能假裝無知。同時也將高老師的形象勾勒出來，從他關心窮人權益、反對階級歧視（分班制度）、教導放牛班孩子學校沒教過的歌、勸阿順爸爸讓兒子繼續讀書，到因擔憂打阿助巴掌可能讓兩個男孩因此仇恨而道歉並愧疚不已、對分班制度的無能為力、一句話也不說就離開學校，體現了左翼知識分子的抱負與悲哀。最後以高老師受迫害的事實血淋淋的呈現在眼前，兩個男孩從此從旁觀者轉變成受害者，甚至阿助直到長大成人仍無法釋懷。讀者也就此知曉了傳聞的真實性如此手法。而本文名稱鈴璫花，應是象徵在當時如高老師被當作政治犯肅清的左翼知識分子的理念將永存。

　　歷史不該被遺忘。陳映真的小說讓我們得以思考，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年代？什麼樣的臺灣人圖像留待我們釐清和理解？現在我們心目中的臺灣人圖像又是什麼或有哪些？〈鈴璫花〉實為具代表性的台灣左派文學。

《山路》導讀

《山路》

導讀: (本文採倒敘手法，一開始會不太明白故事內容)

  老婦人蔡千惠病倒，與小叔李國木的對話展開故事。但找不出病因暗示千惠隱藏數十年的祕密，醫師對病因感到困惑，因為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近乎本能地說了謊」，那個年代，即使最不經意說出的話都可能定罪。李國木的大哥就是因此受害，成李家人的禁忌，自然而然無法對著外人說出口，

「叫我如何當著那些醫生、那些護士，講出那天早晨的事，講出大哥、黃貞柏這些事?」，李國木的大哥李國坤、黃貞柏在白色恐怖受的迫害早已成楊千慧最致命的病因，白色恐怖下，任何人都能因為任何政府看不順眼的事，以匪諜定罪，凌虐、甚至失去生命。失去「匪諜」的家屬卻被迫冠上「匪妻」、「匪屬」的莫須有罪名苟活人世。千惠及李國木一家，尤是如此。千惠便扛起重擔，培育尚年幼的小叔。

  因李國木的詢問，千惠鬆口說出剛出獄的黃貞柏是他先生也是國木大哥的李國坤的好友。國木提議自己去拜訪大哥好友，千惠卻不贊同且日益寡歡、沉默，因自己已經被舒適的物質生活拉攏、失去當時「為了那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的初心悔恨不已。無法原諒自己的千惠失去生存意志而萎靡逝去。生命的最後一哩，反覆對著小叔說自己的那個故鄉那台車道的夢，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當時那段「像苛毒地虐待著別人似地，役使著自己的肉體和精神」力求能夠贖回家族罪過，在時代的推進，千惠不知不覺遺忘了初衷且說自己墮落了自己，「被資本主義商品飼養的家畜」的心病，然而聽見黃貞柏出獄的消息，想起以前自身的初衷，然而這心病便成千惠的死因。

  在最後小叔國木看著千惠寫給黃貞柏的信中，提及兩人的過往情愫，兩人並肩走在山路上，千惠聽著黃貞柏的理想，在那時可能就下定決心此生放棄安穩的生活而去走艱辛的道路上，而甘願放棄男友黃貞柏，成為男友同志的妻子。

「至於我，這失敗的一生，也該有個結束。但是，如果您還願意，請您一生都不要忘記，當年那一截彎彎曲曲的山路上的少女。」

評論:

  《山路》這篇文章，以本人的才疏淺見來講，開頭是霧裡看花，劇情採倒敘法講述一位女子，抱持著為勞動者奉獻自己、打碎自己的抱負。為了實踐理想，甘願成為「男友同志的妻子」。

  全文的那個年代為，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當權者控制社會的思想自由，共產主義的妖魔化。有一些左翼份子不滿這樣的做法，大多都被思想審查，被監禁、虐待、甚至生命的剝奪。

  對於白色恐怖的恐懼，文中有一段對話「有誰敢告訴你，家中有人被抓去槍斃的人的家，該怎麼走?」伊於是嘆氣了，也於是總要說起那慘白色的日子。「那時候，在我們桃鎮，朋友們總是要不約而同地每天在街上晃著。」伊總是說，「遠遠的望見了誰誰，就知道他依然無恙。要是一連幾天，不見誰誰，就又斷定他一定是被抓了去了。」那是令人感到惶恐的社會。

  李國木跟著大嫂進入煤礦工作，大嫂唱著歌，問著「嫂，你在唱什麼呀?」「沒有哇。」大嫂笑了起來，「不能唱，不可以唱喔。現在。」小弟問道「為什麼?」大嫂「你大哥教了我的」「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三字歌仔，叫做『三字集』。你大哥說。」「在日本時代，台灣的工人運動家用它來教育工人和農人，反對日本，你大哥說的。」，原來大哥李國坤是因改寫三字集諷刺集權者入獄而命喪馬場町。大嫂為了貧困、殘破的家獻身，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驅迫著李國木「迴避政治」、「努力上進」，成為會計師。

  最後文末以楊千慧的遺信，講述著白色恐怖年代左翼理想女性，雖無法像英雄一樣犧牲，但卻以堅毅，默默奉獻培養下一代。對於資本世界的腐敗，集權統治的恐怖，訴說著歷史無法抹滅的傷痕。為了一生秉持著的信念而終，自我犧牲而在所不惜。為了理念而放棄青春的小情小愛。在理念被資本主義的馴化下，含恨而終。

    「有時候，我甚至幻想著穿著白衣、帶著紅花的自己，站在您和國坤大哥中間，彷彿要一道去接受向神明的勤勞者的褒賞。」，殉道者精神在千惠的信念裡，而時代的壓迫，卻敢怒不敢言。反而成了資本主義餵養的生活，讓千惠失去生存意志，讓醫院裡的楊教授都不解的病因，了結她為了理想所做的一生。